我们如何为下一场大规模疫情做好准备？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以及其他多个国家蔓延，不禁让笔者想起自己2003年SARS爆发期间在香港的所见所闻。

当时是春季，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居家办公，偶尔出门也会记得戴好口罩。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报道这种疾病以及有关各方为了遏制疾病蔓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每一天，我都会访问一个可信度极高的香港官方网站，跟进新一天内出现的最新病例。当看到患病人数最终下降时，我真的松了一口气。但现在回头看来，SARS似乎只是流行病爆发战场上的“第一枪”。

可以肯定的是，下一场大规模疫情仍将到来，甚至可能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样感染高达十亿人口。最重要的问题是，新的疫情将何时出现、在哪里出现，以及我们是否做好了集体应对准备。这里之所以要强调“集体”，是因为疫情的传播不会受到护照或者连接的限制。这一切也与谁的军力更强、谁的经济规模更大无关——我们只能立足人类整体进行判断，否则最终必将在对抗当中一败涂地。

事实上，疾病流行与气候变化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确实给不少新型疾病带来媒介。随着西伯利亚等地区永久冻土的逐渐融化，已经被冻结了数千年的病毒将重新出现，而动物和人类对它们已经不再具有抵抗力。

此外，荒漠化与全球变暖带来的其他副作用也开始改变生物活动范围之间的界线，导致很多从未相遇的物种正面接触。而这，正是病毒迈出的传播第一步。

那么，我从SARS爆发中得到了哪些教训？第一点，我们必须在人类身上的本能表现与英雄主义倾向之间，着力思考本能这个侧面。根据我的观察，SARS疫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国最初担心消息传出会引发经济损失或者政治动荡，因此打算进行一波情况管制，并最终导致病毒传播的距离与时间被不必要地延长。此后虽然转而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但谣言四处流传，甚至盛行于事实之上，严重影响到官方回应的效果。

相比之下，新加坡则坚守科学思维，通过即时隔离将疫情尽早送进笼子。虽然我最初也觉得这种粗暴的隔离太过严格，不过确实可以理解。台湾省方面在面对疫情时，民众的本能阴暗面有所暴露——某些医护人员为了保护自己以及家人，不再坚守在抗击SARS的第一线。而在香港（当然也包括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情况则恰恰相反，医生与护士精心照料病患，并与病毒展开英勇的斗争。

卡缪的《鼠疫》以及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等作品，早已预见到人类个体乃至人群在面对这类危机时有可能做出种种不可预测的反应。有些人会囤积其他人急需的药品或食物，有些人则会打破隔离，出逃与亲人团聚。有些人会坚持履行职责，有些人则选择临阵脱逃。

中国在SARS风波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无论看起来多么残酷而不通人情，政府必须秉持诚实与透明的施政方针。事实越多越好，而刻意隐瞒只会带来新的危机。一旦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信任破裂，控制疫情将成为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从中学到同样重要的另外一课。在现代自由社会当中，同样应该谨慎地使用一定程度的筛查与监控手段。这类监控机制将在事件爆发时带来巨大助益。就在当下，世界各地的机场正在利用数字化手段对来自武汉这一疫情爆发中心的旅客们进行实时体温检测。

当然，隔离首先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而且应该得到企业雇主以及政府方面的积极支持。大家可以选择居家办公，不必担心企业方面的任何指责。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同时接受机关单位的引导。后政府机关的信任度越高，民众就越是能保持镇定的心态与合作态度。另外，一旦爆发失控，政府必须有魄力采取隔离这一强制性措施。

但是，最深刻的教训在于，我们全人类必须作为同一物种开展合作，采取多边主义这一看似过时的地缘政治思维。事实上，我们人类开发出的药物，一直与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的进化开展紧张的军备竞赛。每当出现新型病毒，所有人都可能遭到威胁，因此对抗这种威胁的重担也自然应该由全人类共同承担。

这意味着无论新病毒的基因组源自哪里，我们都应该对其进行测序，并将结果像开源代码那样快速交付给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当然，需要确保对方身为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他类似机构的认证科学家，以避免这些基因组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接下来，所有实验室与科学家都应该与整个行业分享自己的见解。

但坏消息是，我们无法确定人类是否能够在全球气候变化或者流行病的威胁之下真正团结起来。毕竟人类天然更重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自己所在国家的利益，而很难将全人类视为一个整体。

最后来看看好消息，这同时也是我个人在SARS当中总结出的结论——每当人类联合起来战胜新威胁后，我们都会意识到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之间拥有很多共同点。牢记这种共同点，将帮助我们在下一次对抗中表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