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个离线的AI”——一淼AI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原点Talk》Vol.5

“AI 应该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在很多关于 AI 的讨论里，人们习惯从模型、算力、编程、产业效率谈起。但当 AI 开始能说话、能创作、能陪伴、能协助我们整理记忆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议题，也变成了一个人文议题。

这一期《原点Talk》，我们请到了一淼AI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

她曾是文旅规划设计师，做过景观设计、生态规划和城市更新，也曾在教育领域教授人文地理、历史和英语；如今，她把自己的方向定义为“AI 人文创新教育”。

从景观到文旅，从教育到 AI 创作，再到口述家族史。这些经历看似跨界，却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人如何在空间、时间和关系中理解自己。

景观是人与空间的关系，教育是人与人的连接，口述史是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记忆传承。而 AI，则成为她重新串联这一切的工具。

在李一淼看来，AI 带来了创作工具的平权，也降低了普通人表达、记录和创造的门槛。但它并不是为了替代人的思考、情感和体验，而是帮助人重新回到自己，回到与他人、社区和世界的连接。

她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离线的 AI”。每个人的经历、家庭、记忆和生命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数据集。当外在的职业标签被 AI 逐渐抹平，人更需要找到自己的意义，最终才能“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

【以下为本次访谈的精选内容。】

高飞：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原点Talk》。今天我们请到了一淼 AI 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你的经历很跨界，有景观，有教育，也有家族文化传承相关的内容。如果让你对外介绍自己，你会怎么描述？

李一淼：我会介绍自己曾经是文旅规划设计师，现在是 AI 人文创新教育的老师。

高飞：你最早学的是景观规划，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李一淼：现在回想起来，我选景观专业好像是冥冥注定。当时选大学专业时，我其实在计算机和景观之间犹豫。因为我是理科生，而在理科专业里，景观是最偏艺术和人文的方向。 我妈妈曾经来北京林业大学进修过，她跟我说，学这个专业的人每天背着画夹去画画。我后来去看学校网站上的课程表，发现里面有植物、艺术、建筑、绘画，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内容，所以选这个专业是我自己心之所向。

高飞：当时学理科是比较主流的选择，但你骨子里其实更喜欢艺术和人文。家里支持你这个决定吗？

李一淼：我所有人生里的重大决定，基本都是自己做的。我是一个很自主的人，我父母也很开明，他们都会在一旁支持我，从来不会强加他们自己的想法。

高飞：真正学了景观之后，和你当时报考时想象的一样吗？

李一淼：确实是我喜欢的方向。我本科四年在北林，后来去美国继续读景观。那几年我很开心，因为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真的热爱这个专业。

高飞：后来你去美国读研究生，方向有什么变化？

李一淼：我一开始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学景观建筑，后来奥本大学给我全奖，我就转到了奥本大学。美国那边的景观理念更偏生态规划，他们很在乎生态体系，不只是把一个空间设计得好看，而是要看这块环境如何和更大的生态系统融合，让生态系统变得更好，或者进行修复。

高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景观设计和生态设计的区别。能不能举个例子？

李一淼：狭义的景观设计，比如给你一块公园、校园环境或者居住区公共空间，通过植物、材料和空间组织，把它设计得更舒适、更美观，满足人的功能需求和审美体验。

生态设计会看得更长远、更系统。比如我研究生阶段做过一个课题，是关于美国沃尔玛旧址再利用。美国很多沃尔玛店铺的生命周期大概是 30 到 40 年，之后可能因为社区变化、人口变化而搬走或衰落。那么它原来的场地怎么处理？

当时我住的社区和沃尔玛中间有一条高速公路，把两个社区截断了，人很难走过去，而且这条路也截断了原本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我就在想，怎么用景观和生态设计把两个社区重新联系起来，沃尔玛未来搬走后，遗留下来的场地又如何与周围社区融合？

我当时的理念是“让大自然做工”。人为先给场地设计一个框架，比如在水泥地上切一些缝，让植物、杂草、雨水在时间长河里慢慢发挥作用，逐渐把水泥肢化解掉，让它演化成一个既适合人，也有生态功能的场地。

高飞：用自然的力量去疏解原来的非自然力量。

李一淼：是的。景观是一个特别综合的学科，它设计的是空间的外环境。建筑更关注建筑本体，城市规划关注城市整体结构，而景观要同时学习建筑、规划、植物和自然系统。俞孔坚老师曾提出过“海绵城市”的理念，以前我们建泄洪渠，基本是工业化视角用水泥封住河道，两岸也用水泥做成渠，但在景观设计师眼中，你可以用植物、生态驳岸和可持续材料，让它既能泄洪，也能成为游憩空间、自然景观和动植物栖息地。

高飞：原来更多考虑效率，但从景观的角度还要同时考虑人、自然和生态系统。后来你在西雅图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什么回国了？

李一淼：美国的景观行业比较成熟，我在那边会做一些小项目，比如说西雅图篮球场、华盛顿大学的场地设计等等。但当时的中国还在建设期，有一些很重大的项目，从我的专业来讲，那个时候在中国是更有发展的，在美国则是更稳定一些。

高飞：回国之后又做了几年景观设计，后来为什么会出来创业？

李一淼：我 2015 年第一次出来创业。当时正好有个客户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我就借着这个项目出来了。那时候也赶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阶段。在大公司做设计，项目规模大，但很多是公共项目或者地产项目，比如居住区、公园等，没什么创意空间，更多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生产体系。而我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像文旅项目更需要创意和想象力，所以我出来创业后，就从文旅项目开始，这更符合我的兴趣和特点。

高飞：从设计师变成创业者，感觉有什么变化？

李一淼：最大的变化是要自己管理自己，也要做很多设计之外的事情。可能至少一半时间都不能只做设计了，还要和甲方沟通、跑现场、招人、管理项目。但我当时的感受是“忙并快乐着”，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为自己做的。

高飞：后来你又进入教育领域，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李一淼：孩子出生后，我把很多心思放在孩子和教育上，也兼职做了一些教育相关的工作。疫情期间，文旅项目变少，我就兼职做了英语老师和 AP 教师，教人文地理和英语。因为景观本身也需要人文地理知识，做文旅更需要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现状和人文内涵，地理和人文一直是伴随我的一条线。

高飞：中国人很重视教育，你觉得怎样才能让学习变得有用，而且让孩子愿意参与？

李一淼：我的教育经历和一般老师不太一样，我带班课比较少，大部分是一对一。我觉得如果资源足够，一对一是教育效果最好的方式。因为它非常有针对性，也更容易形成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关系。但一对一成本很高，AI 时代到来之后，普通人也能享受到“一对一教育”的可能性变大了。和工业时代的班课教育相比，AI 能释放每个人自学的潜能。当然，如果既有 AI，又有像真人老师这样的一对一陪伴和引导，那是最完美的。

高飞：后来AI时代来了，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李一淼：我是最早一批用 AI 生图的人，我做文旅规划设计，前期策划阶段经常需要把创意视觉化。以前行业里的做法是找意向图。比如国外某个已经建好的农场、树屋、广场，把照片放进项目书里，再加一些描述。但问题是，这些图毕竟是别人的项目，和你的场地不一定融合，也很难体现你真正的创意。

如果前期策划阶段就去建三维模型、画图、导效果图，成本和工作量都太高。AI 生图出现后，它可以把我脑子里的创意很快生成一张还不错的图片，替代之前的意向图，这对我的工作帮助非常直接。21年我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图，有一次我简单设计了一个树屋，用 AI 生成效果图发到朋友圈，很多人来问我“这个项目在哪”，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那是 AI 生成的。

高飞：你觉得用 AI 生图，最关键的经验是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在“抽卡”，总是生成不到想要的东西。

李一淼：我觉得还是需要设计师的经验。我能生成比较精准的东西，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可能会先把建筑体块拉准，知道建筑放在哪里，植物在哪里，再做一个比较粗略的截图，把这个骨架给到 AI，让它在这个基础上生成得更好看。在我的 AI 设计课里，最后生成图片最好看的，往往是有设计或规划功底的人。大众虽然有了工具自由，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之间，仍然差在对设计语言和经验的认知上。

高飞：后来你是怎么从 AI 生图，发展到 AI 创作课程和研学工作坊的？

李一淼：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用 AI 做设计，所以积累了很多经验。后来有一些国企邀请我去做 AI 创作分享和培训，我就开始给别人开 AI 创作讲座和课程。后来有一次，我和 93 号博物馆的馆长聊天，他们深耕大栅栏，我就想到能不能换一种形式：先带大家做一次研学，走访大栅栏几条重要线路，比如杨梅竹斜街、琉璃厂、老字号等，然后再回到工作坊，由我教大家用 AI 进行创作。

高飞：为什么一定要先走一圈，再回来创作？

李一淼：这和我做文旅这么多年的经验有关。我一直觉得，旅游体验应该是一个闭环。你旅行完、体验完之后，最好能有一个自己的成果，哪怕是一篇日记、一段总结、几张照片。你把感受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表达，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体验闭环。

高飞：这种研学活动面向什么样的人？

李一淼：我的理念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混龄”。这个课程不是特别专业的技术课，只要能使用手机，能和 AI 对话，就可以参与。现在像豆包这样的工具体验已经做得很好，老人和孩子都可以用它来生图和创作。我觉得 AI 带来了创作工具的平权。它释放了普通人的创作空间，只要你敢想，就有可能做出来。混龄的效果特别好，孩子可以看到老人、中年人的关注点和经验，老人也可以看到孩子新鲜的视角，接触年轻人的文化。这会让老人感到鲜活，觉得自己和这个时代没有脱节。

我特别看重 SEL，也就是社会情感学习。在一些教育理念比较前沿的地方，孩子从小就会学习如何表达情绪，如何与别人沟通情感，但我们这里还没有特别重视。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出现抑郁等问题，和环境单一、社会关系单一有关，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从和不同人的交往中获得心里支撑、经验教训和自我成长。所以我希望研学发生在一个真实社区里，让老人、孩子和不同年龄的人彼此交流生命经验，也让他们对社区的感情更凝聚。

高飞：参与者都是社区里面的人吗？

李一淼：都有。我做过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很多城市更新做得不成功，是因为大家缺少对那个地方的归属感和记忆。它把街区最有灵魂的东西去掉了，全部换新，结果大家没有根了。我后面做口述家族史，和这个也有联系。

高飞：说到口述家族史，什么是口述史？为什么家族口述史很重要？

李一淼：口述史本身是一个专业学科。我想做这件事，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刚回国时，我爸爸第一次带我去给爷爷扫墓，他们去世得比较早，我从小和他们不在一起，所以对他们的生活经历很陌生。站在他们墓前那一刻，我突然特别想知道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那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高飞：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做？

李一淼：以前做一个口述史项目，可能要一个团队，花几万块钱。现在借助 AI 工具，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AI 能在工具效率上大幅提效，比如录音转写、内容总结、文字整理，甚至可以生成连环画、视频等不同形式。另一方面，AI 也能在采访上给普通人帮助，比如帮助生成采访问题。我现在做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也做了口述史的AI工具。

但要注意AI没有生命体验，口述史经常会涉及家庭里的隐痛、创伤和痛苦经历。这个时候，采访者要捕捉很多细微的情感信号。AI 可以分析文字，但它无法替代线下面对面的连接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受、沉默、情绪变化，很多都是隐性知识，很难完全用语言表达。

高飞：如果从人文视角给 AI 下一个定义，你会怎么说？

李一淼：我觉得 AI 是工具，它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工具。我们应该借助它，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思考能力，更有同理心，更有创造力。它不能替代我们，不能成为我们的创作者、沟通者和思考者。

高飞：但也有人担心 AI 会取代文科生，甚至取代很多人的工作。你有这种忧虑吗？

李一淼：我觉得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AI 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当它的智能远高于人类时，人类想完全控制它，我觉得很难。但这是更宏大的问题。作为普通个体，我更关心未来十几年里，我们怎么和 AI 相处，怎么把自己安顿好，在这个时代不焦虑，继续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通过课程、活动和体验，帮助人回归自我，找到自我的意义和方向。

高飞：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如何以OPC得身份被注意到的？你怎么理解 OPC这件事？

李一淼：当你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时，会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你会主动链接别人，推广自己。我有一个观念：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离线的 AI。你过去所有的经历、家人、记忆、教育和生命体验，都让你成为一个独特的模型。所以当你一直跟随自己的热爱，最后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时，你自然会显示出独特性。

高飞：但如果外部评价没有给你正反馈怎么办？

李一淼：这确实不容易，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工业时代里，很多人的身份感和意义感都被外在评价体系牵着走。比如你的职业标签、公司标签、头衔标签，这些标签构成了别人对你的判断，也构成了你对自己的认同。但 AI 时代到来后，这些外在标签可能会被慢慢抹掉。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这可能是比失业更大的危机。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为那个时刻做准备：帮助人重新回到自我，发现自己的意义。

高飞：AI 时代，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人重新放回生态链里看，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感谢李一淼老师做客《原点Talk》，我们下期再见。